李大钊被捕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西部路北原苏联驻华使馆区的俄国旧兵营内。此处原有南北两楼，现仅存部分东院墙。《辛丑条约》签订后，东郊（交）民巷被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俄国使馆（后为苏联使馆）于1901年修建兵营。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为躲避段祺瑞执政府通缉，李大钊携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迁入此地。国共两党机关在兵营北楼办公，南楼是苏联第三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办公地点，李大钊及眷属住在俄国旧兵营路西的洋房内。李大钊在大革命洪流中坚守北方阵地，为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及国共两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4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宪兵队突然闯入俄国旧兵营，逮捕李大钊等国共两党人士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80余人，北方党组织受到重创。

俄国旧兵营——中共北方区委办公地旧照

战斗在俄国旧兵营里的“白芳渠”

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京华大地，大批革命进步人士惨遭反动军阀政府逮捕和杀害，满城“皆现萧条荒凉气象”。黑云压城之际，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以“白芳渠”为代号，迁入苏联驻华使馆区的俄国旧兵营办公。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积极恢复党团组织、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深入组织开展工农运动，有力策应了北伐战争。在白色恐怖中，李大钊等表现出共产党人临危不惧、革命到底的英勇气概。

白色恐怖下的秘密转移

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现了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随之席卷全国。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党组织迅速投入到大革命浪潮之中。国共合作迎来革命新的生机。国民党一大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大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李大钊组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后改称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派遣国共两党干部到山西、吉林，大连、哈尔滨等地建立省市党部，发展了大批青年国民党党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逝世后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浪潮；通过刊发《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发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讲演等，揭露国民党右派企图争夺北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阴谋。这些工作，打破了国民党组织在北方一片沉寂的局面，促使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广泛传播，为大革命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北方国共两党机关秘密迁入俄国旧兵营。北方革命工作如火如荼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祺瑞执政府发布《临时执政令》，要缉拿严惩徐谦、李大钊等人，派出大批军警暗探，监视北方国共两党办公所在地翠花胡同8号。李大钊等人积极寻找新的办公地点，最终选定俄国旧兵营，这里与苏联大使馆相邻，与共产国际联系更为方便，也相对安全。1926年3月下旬，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秘密迁入俄国旧兵营。

白色恐怖导致北方革命陷入低潮。奉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张作霖入关进京后，把镇压进步党派活动、遏制革命力量作为首要任务，白色恐怖形势进一步加剧。《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先后被杀害，李大钊被视为北方头号“赤敌”遭通缉，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甚至停摆。为避免遭到更大破坏，中共北方区委的大批干部被派往南方参加北伐和工农运动，一些国民党北方负责人也纷纷弃职离京，北方国共两党的工作全部由李大钊承揽，北革命陷入低潮。

俄国旧兵营里的战斗岁月

隐蔽在俄国旧兵营的李大钊，临危不惧、运筹帷幄，密切联系北方各地党组织，指导北方革命运动，策应广东革命军北伐。

整顿恢复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反动军阀疯狂搜捕和“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李大钊领导受到重创的北方党团组织浴火重生。面对北京与外地联络中断的局面，派遣巡视员到各地考察、指导工作，宣讲革命形势和区委的指示；面对大肆猖獗的反共言论，在《政治生活》等刊物发表大量评论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面目；面对军阀政府对革命活动的敌视和压制，在工农群众中宣传《秘密工作常识》，传授秘密工作方法。经过一系列艰苦努力，中共党团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至李大钊被捕前，北方地区已建立23个中共地委和百余个独立支部，党员发展到3000余人。北京还建立了丰台、南口、廊房、门头沟等特别直属支部，党员也由三一八惨案时的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组织通过采取多种办法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至1927年5月，北方区共辖11个地方团组织38个特别支部，团员1752人。

开展国民军的政治工作。为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李大钊在争取冯玉祥的基础上，对其国民军大力开展政治工作。选派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400余人，在国民军中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工作队伍；出版《新国民周报》《革命军画报》等宣传刊物，发行《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与中国》等几十种革命书刊；在部队中成立学习班、士兵自治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时事报告会、讲演会等活动，组织士兵做群众工作。

这些工作，影响了一批国民党将领向革命方向转变，使国民军的思想得到改造，战斗力得到提升，与北伐军一起对北洋军阀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军步伐。

掌握北方联合战线领导权。李大钊紧密团结进步力量，将北方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他联合实践社、新军社、新滇社等左派团体，发起建立北京左派联席会议，与国民党右派相抗衡；提出“将党权（国民党党权）交给左派”“反对新右派”等宣传口号，营造浓厚的反右氛围。由于工作充分，在国民党市党部改选中，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在市党部的9个执行委员中获得8个席位。在国民党区党部的选举中，共产党员在17个区党部的51个执行委员中占据37个席位，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北方联合战线的领导权。

发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力量。为配合北伐战争加速向北推进，李大钊深入发动工农运动。农民运动方面，他指示北方党组织对红枪会、天门会等组织开展了大量工作，选派大批党团员和农运骨干到农村，通过为红枪会制定组织方法和行动纲领、提供枪支弹药及帮助训练军队等方法，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争取，指导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军阀。他还选派优秀干部在西郊办了6所农民学校，在农业大学附近成立了一个农民协会，会员有70多人。工人运动方面，他采取分行业、分组开会的办法，成立并扩大各路车站、开滦五矿、北京及天津城市工人的工会组织，到1927年2月，参加秘密工会的机器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有1300余人。北伐期间，河南确山、西平等10多个县的红枪会，均改编成为接受中共指挥的农民自卫军，工人也在工会指导下积极开展秘密革命斗争，有力牵制了军阀力量，配合了革命军北伐。

制定部队分化策略，策应北伐战争。南方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节节胜利，但反动军阀部队仍有70多万人，远超北伐军和国民军兵力。李大钊充分利用军阀派系之争，分化奉、直、鲁、阎各系。他利用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与孙传芳、张作霖的矛盾，请人说服张宗昌驱逐孙传芳出江苏，使奉系内讧，相互牵制，让北伐军避免与孙传芳、张宗昌同时作战；利用直系军阀驻河南的靳云鄂、田维勤等人为国民军旧部的条件，促成靳云鄂等人与武汉政府达成协议，减少了北伐军与国民军会师中原的阻力；利用阎锡山的观望态度，提出“联合阎锡山”和“四省（陕甘晋绥）联合抗奉”方针，对阎锡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其与国民党合作，以18个师的兵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为北伐军大大增加了力量。这些策略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国民革命军实力，削弱了军阀力量，加速了北伐战争胜利步伐。

撰写理论文章指导北方革命斗争。李大钊统揽中国革命大势，撰写文章阐述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领导权等问题。他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中，指出在国民革命中坚持新三民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互相联合的必要”，推动了国共合作的深入发展；《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对农民的自发武装组织进行了全面分析，阐述了红枪会产生的原因、性质和特点，提出了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其他如《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日本帝国主义的赤化观》等文章，用确凿的事实，有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对反击国民党右派，凝聚革命力量，推进北伐战争顺利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暴政肆虐下的惊天劫难

1927年春，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严重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奉系军阀张作霖向北方的革命人士举起了屠刀。

奉系军阀的跟踪。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破获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抓捕“赤党祸根”李大钊，组织了一系列侦查活动。他们训练军警化装成人力车夫，蹲守在东交民巷四周，对俄国旧兵营里进出的人盯梢，先后抓捕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交通的张伯华、交通员阎振三等人。他们借兵营招聘车夫之机，派遣暗探潜入，暗中窥探俄国旧兵营内国共两党人员的活动，记录主要负责人所住房间号并绘制成图。李大钊的学生、国民运动委员书记李渤海被捕后，在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多方诱导下变节，将李大钊隐匿在俄国旧兵营的情报及其他共产党人的名单悉数供出。此外，奉系军阀还通过俄国旧兵营旁的法国使馆、日本使馆等各种渠道，刺探并掌握了李大钊等人的活动规律。

危难时刻的坚守。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李大钊有很多机会离开，但他选择了坚守北京。初入俄国旧兵营，许多同志和亲友劝说李大钊赶紧离开，李大钊镇定自若，总是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情谁来做呢？1926年9月，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区委，由于国民革命军即将攻克武汉，准备成立共产党武汉中央局，要李大钊、罗章龙带一批干部南下，李大钊考虑到北方工作非常重要，向党组织申请留在北京。奉系军阀实施逮捕行动前，直鲁联军总参议杨度无意中从北洋军阀政府官员汪大燮口中得到情报，立即把消息告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消息随即传入俄国旧兵营。危急时刻，李大钊安排其他人撤退、焚毁机密文件，自己毅然坚守岗位，彰显了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军警包围搜查苏联驻华使馆区

精心筹谋的抓捕。张作霖命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拜访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交涉缉拿东交民巷使馆区革命者事宜。欧登科绕开苏联使馆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1927年4月6日上午，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向欧登科递交《京师警察厅致首席公使函》，称大批共产党员躲避在使馆区内煽动学生、工人预谋暴动，应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抄查。欧登科代表公使团在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界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随后，安国军总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雷恒成和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一起，率军警200余人闯入东交民巷使馆区，逮捕李大钊等国共两党人士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80余人。

李大钊被捕后坚贞不屈，于4月28日英勇就义。他曾说过：“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给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俄国旧兵营虽然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李大钊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