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①

所谓“打入”就是选拔在日伪内部有相当社会关系的党、团员和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基本群众，经过训练，利用有利时机派遣打入日伪内部以获取情报。“前总”情报处姚继鸣情报站王文治打入伪华北治安军第6团团部，利用担任帖写的职务之便，搜集、整理该团人员编制、武器装备、驻地分布等情报。②王岳石情报站宁至远打入伪北京市政府，利用到山东、河南两省与当地日伪军头目接洽、交流“建军”经验的机会，把胶东和中原一带日伪军配置图默记于胸，回到北平绘制成军事地图，提供给“前总”。③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保卫部)刘新系统地下党员王栋岑打入伪“建设总署”文书科，将日伪绝密文件《军事工程月报》等送到“前总”。汪若琰利用担任伪“建设总署”档案机要员的有利条件，从伪“建设总署”档案中查找日军驻防的绝密资料，之后绘制出一幅颇为完整准确的北平日军城防图，由专任交通送交“前总”。④据不完全统计，由“前总”情报处直接派出的干部有 75 人。⑤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津情报站张植凡利用担任伪天津警察局外事科外事股长、河东分局外事组长之便，收集日伪华北、平津城市的政治动态，及时获取有关军政情报。

所谓“拉出”就是在日伪内部发现、争取有正义感、有抗日思想的人员，进而发展为情报关系以获取情报。

东北情报组许多成员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又有留日背景，很多人占据伪满洲国政府或军队的重要位置，具有直接获取重要情报的良好条件。此外，东北情报组不少成员出任伪满洲国中层职员，职位虽不太高，但能接触机要秘密。主要部门有伪国务院总理秘书室、八大部和弘报处、伪官需局、协和会、中央本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图门海关、伪满图书公司、中央银行、兴农金库、商工银行、志诚银行、商公工会、奉天省广播电台等。日本投降前夕，东北情报组达 120 余人，其中除张为先、陈卓毅等少数领导人之外，大部分属于“拉出”人员。

所谓“统战联络”就是广交朋友、宣传政策、扩大影响、争取同情、为我工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情报关系，建立情报组织，把上层联络与内线工作配合起来。

黄浩奔波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南洋等地，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在爱国华侨、工商界人士中发展了数十名统战关系。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工商界人士刘仁术和费璐璐夫妇等都是其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北平法国医院院长贝熙业大夫以及安国天主教兄弟会北安河分院的安定、安禄兄弟，都为该情报组做了许多工作。⑥王定南情报联络组联系的上层统战关系较多，计有燕大教授张东荪、中大图书馆主任许宝骙(后任汉奸王克敏的机要秘书)、北平宝商银行经理王泽民(后任伪内务总署局长)、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俄文教授王之相等 20 多位。此外，还联络一些国际友人，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

在“打入拉出、统战联络”的基础上，建立“内线为主”的情报渠道，这种工作方式是抗战时期北平情报工作的显著特点。

四、传递隐蔽、效用及时、形式多样的交通线路

传递性是情报的基本属性之一，建立负责情报传递、人员往来、物资运送的联络站、交通站及秘密交通线，是情报工作的基本要求与内容。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⑦这说明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层对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但是，在日伪当局的封锁包围下，敌区隐蔽战线斗争与农村根据地斗争之间需要一种连接的纽带，这就是秘密交通线。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工委”《1941 年城市工作总结报告》中强调，“上下级的交通是城市党的血管”，“在今天领导中心设在根据地的情况下，交通联络工作极端重要”，

①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编写小组：《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80页。

② 姚强：《“编外”地下工作者》，《炎黄春秋》2005 年第10期。

③ 滕飞：《我的父亲滕代远》，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246-247页。

④ 刘新、白羽：《日寇北平城防侦察记》，《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地下抗日斗争纪实》，京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29-432 页。

⑤ 林一：《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烽火太行半边天》，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81-285 页。

⑥ 黄曙明：《毁家纾难为抗日──缅怀父亲黄浩和母亲王佩芝》，《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地下抗日斗争纪实》，京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42-56 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