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保卫部)部长杨奇清派刘新潜入北平，到 1945 年发展了几十名地下党员，建立起 8 个地下党支部，加上所联系的进步群众，已经形成近百人的地下组织。①

1941 年年底，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简称“前总”)情报处成立，处长由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兼任。 1942 年左权牺牲后，由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兼任情报处处长。②汲取日军偷袭“前总”的教训，滕代远提出“前总”情报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国民党的军政报，调查研究其动向，了解各有关方面的具体情况；组织部队人员，查明敌伪部队番号、兵种、武器、行动企图、作战地域、地形地貌等，作为供给党政军领导人下定决心的根据。“主动出击，把潜伏工作统筹安排，挑精兵强将打入日伪军核心部门”。③挑选政治上绝对可靠、在敌区有家庭和社会关系、方便展开工作的人员，向北平等敌区秘密派遣。

除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及“城工委”、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等系统外，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冀中区党委社会部、中共冀热察区党委社会部、中共平北地委等也先后派遣了一些干部打入敌区。上述系统情报人员分布地区除北平、天津外，还涉及香港、上海、太原、榆次、井陉、大同、塘沽、保定、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

二、异地领导、分头派遣、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

中共情报工作汲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保卫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不断丰富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异地领导、分头派遣、单线联系”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形式，北平情报工作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整个全面抗战时期，无论是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和“城工委”，还是中共冀中区党委社会部、中共冀热察区党委社会部、中共平北地委，甚至游击区抗日联合县的敌工部门，其领导机关都设在根据地，对敌区情报工作实行“异地领导”。这些系统分头派遣、建立本系统的情报组织，互不隶属、互不交叉，而情报人员更是实行单线联系的方式。

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先后在北平建立了 3 个相互之间互不隶属、单线领导的情报站。

1943 年底，原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王岳石，化名“王剑平”潜入北平，建立王岳石情报站。不久，“前总”情报处又将滕代远警卫秘书史怀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郑平和、冀中军区情报处宁至远3名潜入北平的同志划归该情报站。王岳石通过关系被任命为伪北京警察第七队上校队长，宁至远先后当上了伪北京市政府专员、伪北京市警察局内 5 分局局长。

原八路军冀南军区 771 团团长贾建国，1943年5月到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工作后被派往北平，建立贾建国情报站。他通过担任过北洋军阀旅长的王家修，做大汉奸、华北绥靖军司令齐燮元的争取工作，并配备了专职的交通员。④原“抗大”军事教员张鸿烈夫妇潜入北平后，通过伪河北省警务厅厅长朱兆熊介绍，张鸿烈担任伪河北省献县警备团团长兼县长。

1942 年 7 月，原“抗大”六分校教育长姚继鸣夫妇潜入北平，建立姚继鸣情报站。姚继鸣在西四开办“谦祥号”水果店作为联络站，并将“抗大”军事教员王文治安插在伪华北治安军第6团团部当帖写(即文书)。⑤此外，“前总”情报处派遣科参谋李成化名刘长富，落户在北平白塔寺宫门口五条20号。“前总”情报处赵庆昌化名赵胜增，假扮李成“表弟”也住在这里。⑥

1944 年 11 月 5 日，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林一深入敌区，到河南安阳、开封及北平检查工作。期间，天津情报站、东北瓦房店情报点负责人专程赶到北平向林一汇报工作，交流情况。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先后在北平、天津、上海、东北等地设立情报联络站、情报站和情报组。

1939 年 9 月，陈叔亮潜回北平后，杨宁、何长谦、安仲、张植凡、赵明洲、郑大堃、李振远、周梅 影、李才、张孑余等也陆续潜入北平。1940 年 12月，成立平津情报联络组，陈叔亮任组长，任务是

① 刘新、白羽：《日寇北平城防侦察记》，《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地下抗日斗争纪实》，京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29 页。

② 滕飞：《我的父亲滕代远》，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8 页。

③ 滕飞：《我的父亲滕代远》，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1 页。

④ 滕飞：《我的父亲滕代远》，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52 页。

⑤ 姚强：《“编外”地下工作者》，《炎黄春秋》2005 年第10 期。

⑥ 赵勇田：《北平宫门口五条 20 号》，《北京晚报》2005年 8 月 1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