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对史料考订派产生一定影响，作为史料考订派著名人物的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大钊的启发。①有的指出，中国传统历史理论成为李大钊历史观的基础，李大钊历史观近代化的同时，也使中国传统历史思想的精华以崭新的形式延续下来。②有的指出，李大钊早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观的影响，逐步走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将其运用于实际，集中介绍和评判西方史学思想中的社会形态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③有的认为，李大钊较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农村问题，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农村社会观。④

关于李大钊研究的学术史总结也有所发展。有的指出，进一步提升李大钊研究的整体水平，需要厘清李大钊研究的基础性论题，打破研究中的“贫富不均”格局，在更新观念和发掘新鲜史料中提升研究动力，以此推动李大钊研究继续深化发展。⑤有的指出，河北省是李大钊研究的重要基地，40年来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形成了一系列李大钊研究重要平台。⑥有的采访著名李大钊研究专家朱成甲，回顾其创作李大钊研究“三部曲”———《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和《李大钊传》（上）的心路历程和方法意义，也展现了李大钊研究的时代变迁。⑦

六、存在不足与努力方向

2019年北京现代史研究呈现出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重者恒重。五四运动、七七事变、李大钊等北京现代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均有较多的论述。这些事件和人物，发生在北京，具有全国性意义，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二是研究出现新领域。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历史成为党史研究的新热点，受到学界持续关注。三是实证性专题研究细致精微。相关专题研究具体而微，既有丰富的史料支撑，又有理论趣味。四是综合性宏观研究厚重宏大。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70年来的建设发展等综合性研究，有的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有的勾勒整体历史阶段特点，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同时，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基础资料发掘不够，比如改革开放史研究等；二是理论性不足，满足于粗线条勾勒历史发展；三是北京地方特色不够彰显，北京城市史的论文数量不多。

推进北京现代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一要重视基础资料的发掘。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北京现代史研究能够取得丰富成果，与资料出版的丰富程度有密切关系。薄弱领域长期无法突破也与资料不足有很大关系。比如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及其领导北方地区国共合作的具体工作等方面，还缺乏史料发掘，有待进一步研究。二要增强理论性。北京改革开放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象描述多，理论总结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深度，可以大力借鉴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加强学科融合，提升北京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理论性。三要多层次推进北京现代史研究。北京史研究有三个层次：要有国际视野、中国眼光，不能就北京论北京；要有华北意识，注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联系紧密；要立足首都定位，处理好“都”与“城”的关系，将普遍性与地方性相结合，解读北京城市史的特殊性。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北京100161；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88）

①李长银：《“学则须疑”：李大钊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兰州学刊》2019年第5期。

②廉敏：《李大钊历史观的三个阶段———兼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对李大钊历史观近代化的意义》，《河北学刊》2019年第6期。

③吴兴德：《李大钊社会形态观的形成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2期。

④梁家贵：《试析李大钊农村社会观》，《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⑤王磊：《20年来国内李大钊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

⑥裴赞芬：《河北省李大钊研究40年综述》，《唐山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⑦常颖、冯雪利：《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访李大钊研究著名学者朱成甲》，《北京党史》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