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人民至上的革命初心，坚定地走向解放之路、必由之路、自由之路，最终到达中国革命胜利的落脚点——北平（北京）。
从北京出发的毛泽东，历经28年后，带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在北平香山，他以一代伟人的远见卓识，一笔挥就中国共产党28年革命的总结，即《二十八年》。最后发表时，他圈掉了原题，改定为《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是毛泽东在香山写就的宏篇大论，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完成的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论著。它极其全面深刻地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规定了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这篇论著的发表，从理论上彻底地驳斥了“第三条道路”的谬论，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增强了人民的革命警惕性和斗争性，从而有效地保卫和巩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从《二十八年》到最终定稿《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与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遥相呼应，一脉相承。一个报告、一篇政论，共同构成了建立新中国的两块基石，成为新政协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顺势而生，应时而出。毛泽东出色地扮演了新中国国体政体总设计师的角色，围绕新中国政治架构，催生出一系列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论人民民主专政》开篇，为即将成立的新国家打开现代化发展的大门，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之基。
登高望远，前瞻阔广。毛泽东以深刻的洞察力、伟大的政治远见、超前的执政理念和经世致远的构思，谋篇布局、精心勾画，从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三大战略到香山双清别墅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前瞻指向，无与伦比。
缜密思辨，灵活施政。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娴熟地掌握并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和方法论原则，引领我党我军在面对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环境时，游刃有余，谋定后动，其民主与专政的互动，成为辩证法的经典。
从1949年至今，时光飞逝75年，新中国以此篇大论为基，从初创、建设、发展、改革开放，到今日新时代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仍然是精神满满，前行导向，初心所指，航行赓继。此鸿篇大语之阔，每每阅之、读之，总是万千感慨，更是收获满盈。
一、匠心独运的语言特色
《论人民民主专政》有叙述，有议论，有驳论。有破有立，相反相成，前后照应，层层深入。文笔波澜起伏，变化万千，既表示出远大的理想，又充满了革命的无比信心。
深厚的学知、革命的历练、苦乐的擎起，锤炼了伟人毛泽东的特殊语言。深入浅出的形象化和遣词造句的口语化表达，展现出伟人的非凡之功。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
一句以时间开篇的语句后，用上一个“走”字，以动的巧妙，极其生动地让读者感受到，是党领导着中国人民，像长征那样，一岁一岁地走向人类理想的境地——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人们常用的“经过”两字相比，真可谓极简高筹。
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
一个“站”字，在生动揭示出敌人的凶相之时，给人以特别的提醒，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一个形象的“站”字，寓意深刻，意义深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句高度形象而又极精练的概括，让人有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之感。
政论之文，在议在论。娴熟掌握语言艺术的毛泽东，在驳斥反动派的论述中，却忽然把“野兽”“老虎”拉进来，把人人皆知的武松打虎的故事拉进来，以此来说明反动派的凶恶、本性不变，必须把它消灭干净的道理。这一手法的运用，一下子使文章生动活泼起来，富有生气。
以艺术的形象增加文章的说服力，是毛泽东政论文最鲜明的特色，其独树一帜，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毛泽东生于湖南，种过地，学过生意，常接触民众，从人民群众那里学习民俗俚语，并以独特的理解加以运用，进而形成人民群众更易接受的独具“毛氏”特点的语言风格。于是，在国是大论中，又有了来自民众的语句：
有些人正在换脑筋。
政论文在正规写法上，会用“思想改造”这样的语句，但毛泽东用“换脑筋”一词，更通俗易懂。在前文引用的句子中，“小孩子”“年青小伙子”“大人”，都是极口语化的词汇，而“年青”的“青”字使用，比起用“轻”字，更富有青年朝气勃勃的形象色彩。
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唠家常式的语句，用在政论文里，凸显毛泽东运用语言的得心应手。听到这些语句，真如毛泽东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攀谈讲话。语句的亲切、随和，让我们充满强烈的革命感情，陡增学习与工作的动力。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突显了毛泽东使用语言的精练凝动和准确周密，真正使其文达到一字都不可更易的程度。“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以无产阶级的鲜明感情，准确地表达了对敌人的愤怒和仇恨。对于人民，“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对于自己的阶级，则是“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用词释义之精准，堪称炉火纯青。
“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在这里，用“完结”而不用“完成”，凸显完了、结束之意，准确极致，这更切合阶级消灭的论点。
“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杀戮”是文言词，既有杀生者的意思，又有戮死者的意思。在这句表达上，用“杀戮”这个词，效果有了很大不同，它比单纯用“杀”或者“杀死”，更能反映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杀害中国人民的罪恶真相，更能激发人民对他们的仇恨。
“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前句用“到达”，后句用“达到”。这又是毛泽东在这篇国是大论中，将一对词素次序相反的同义词，进行巧用与妙用。“达到”多与表示目的、境界、程度等抽象的词搭配，含有得到的意思。“到达”多表示现在或将来，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而抵达的意思。以“人民共和国”作为条件，假以时日，就可以抵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抵达阶级消灭了的世界和大同了的世界。从“到达”“达到”再到“抵达”，释义逐渐加深，接续递增地进行表达，更妥帖地展现要义，彰显其意。简约严明而又生动活泼，是毛泽东这篇大论的语言特色。
二、推敲精密的语言技艺
作为领袖与导师的毛泽东，以其如椽之大笔，洋洋洒洒，无拘无束，而举手投足之间又显得极其平静文雅与刚健自信，这是基于28年风雨兼程炼就的一种浩浩荡荡、凛然不可触犯的气概。这种“受其至大而不为之惊”“任其至难而不为之忧”的从容，以及“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的刚健，落在香山双清别墅的书案上。正是这种革命的践行、积累、酝酿、爆发，更加凸显其“倒海翻江卷巨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才大略和胸襟抱负，以及“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对事业与人生的自信。在香山写就的这篇论文，胸襟既阔，气魄亦大，以气遣词，言所欲言，健笔凌云，如御风而行。在这篇大论中，毛泽东为了说理周密，特别使用了长复句并将其得心应手地推向极致。
长复句常用于表达复杂的思想内容。在这篇大论的写作中，毛泽东在使用假设条件的长复句时，从各方面假设推论，排列若干分句，使文章条理更贯通，气势更充沛，达到令对手辩无可辩的地步。
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
一气呵成的一连串排列铺陈，立足已有和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进行假设推论，迭进展开，说明只有国际伸出援助之手才能取得胜利、不要国际援助决不能胜利的道理。这一贯到底的长复句，显现了毛泽东经年的古汉语累积，是厚积薄发的磅礴而出。以长长的复句，展现史实的事实，严密周详，凸显无可辩驳的强大的逻辑力量。
在一个单句中，用上一个长修饰语，表达丰富的思想，来释义难以理解的中心词，也是毛泽东这篇时政大论对语言艺术的善用。会用、善用、巧用、利用长而复杂的修饰语，是毛泽东这位“语言大师”基本功的最佳展现。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仅仅用了80个字，就从4个不同的方面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从3个方面阐明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基本经验，可谓意简言赅。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级阶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一系列由动宾结构短句子组成的长句，更显现了毛泽东准确周密地运用语言所展现的特殊效果。毛泽东的这篇宏论就如同面对读者和听众，详详细细、一样一样地交代如何使用专政这个武器，来对付反动派。短句，多停顿，舒缓而有力。毛泽东从人民群众中走来，汲取我国常用文章的传统句式，又把流传在人民口语里的一种习用的形式加以充分运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三、政论幽默的语言色彩
善言善写的毛泽东，用尖锐泼辣、观点鲜明的语句，重墨写下这篇时政大论的驳论部分。在观点明确、语言尖锐、波澜起伏、变化多端的语句中，把斩钉截铁和幽默讽刺联袂使用，做到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句句戳心、击中要害、痛快淋漓。
“你们一边倒”，这是别有用心的人诽谤我们的话。毛泽东则先以逻辑的顺序讲道：“正是这样。”然后，话锋急转，又紧紧扣住“一边倒”，分析批判当时一些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错误观点。用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证明“必须一边倒”的历史趋向。随后，进一步断言：“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用“不是……就是……”的句式，得出“绝无例外”的结论。又用“是……的”这种表示肯定的语气，增强语言内容的不可动摇性。最后用两个“反对”，又自然归结到必须“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唯一正确立场上去。
在政论、驳论的时政大文中，毛泽东一再展现自己语言运用的厚重博学。他以吞吐宇宙、壮志凌云的英雄气概，使其语言无意于雕词琢句，却妙句迭出。他畅快淋漓，随口而出，却情胜于辞，于理至真。如此，毛泽东在这篇时政大论中，在驳斥“你们独裁”这种谬论时，幽默地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而为了进行战斗，饱读古书的毛泽东，在幽默讽刺的同时，加上了文言的语句：“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妙引4句文言，又套用朱熹的句式，顺手写了两句文言句子，读起来显得洒脱有力，尤其结尾两句更表现出一种幽默和蔑视的语气。读之味道精劲，比用白话胜之万倍。毛泽东巧用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式，既简单明了、浅显晓畅，又不失文采点饰，达到雅俗共赏的最佳效果，也有力地表达了幽默讽刺的思想感情，显示了典雅美的艺术感染力。
四、炼词炼意的语言节奏
汉语是最富于音乐美的语言，节奏又是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客观现象，是“性命”律动的标志，是艺术的生命。毛泽东利用语言韵律的自然属性和句式的变化规律，或长或短、或紧或散，巧妙搭配、精心排列，形成了特有的语言节奏。
在北平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即将改称北京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在总结28年过往和经验的时政大论中，毛泽东把语言艺术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给……以……”的句式，是毛泽东对古汉语的借用。这种借用，使语句有了锋利之感，比说成“他们以武器给了我们”或“他们给了我们武器”都要力锋而击。因为“以武器”这个介词结构作“给”的补语，就有了强调其作用的意味。“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是两个动词共用一个宾语的简练句式。这种句法，省略第一个动词“帮助”后的宾语，让第二个动词“帮助”后的“先进分子”作共同的宾语，文字既简练，语意又突出。不仅如此，这样用共同的宾语作下半句“用”“作为”“考虑”等一系列谓语的主语，使得语意、语气更显得紧凑、妥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语言句式是毛泽东创造性的运用。这句话之妙，妙就妙在“一声炮响”4个字上，尤其是“一声”二字。“炮”是主语，“响”是谓语，“一声”本是“响”的数量词，可是这里没有拿“一声”作补语，而是为了强调，放在“炮响”的前边，也就是说为了强调，随着这声音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为形容革命道理传播得极其神速的最形象的一种笔法。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有着非凡的政治预见性、革命的坚定性、理论的成熟性、治国的人民性，并且能以准确生动的词汇和饱含感情的语言将它们全部表达出来。写来从高处入手，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直下，造成一种磅礴的气势，以其万分的激情和宏大的气魄带动读者、感动读者、启发号召广大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炼词炼意的语言节奏，又成为毛泽东这篇大论语言的独到之处。这一独特之处，使毛泽东的政论文章经久不衰、魅力无穷。郭沫若曾盛赞毛泽东的政论文章都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确如是，毛泽东的文章确实是“质文相辅”，而香山大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执政的宣言书，不仅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搭建了“四梁八柱”，而且为树立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文风发挥了示范作用。
笔到之处，句式章法，主谓结构，定语状语，因事而用、随事活用，酣畅淋漓、无拘无束、娴熟尽至，建构了毛泽东的这篇至乘大作，成为典范华章、公文典例。香山大论的语言特色，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现代语言的宝库，也丰富了香山浓郁的色彩，夯实了香山的红色底蕴。
（本文作者朱彦，系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闫树军，系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章原载《北京党史》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