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4日夜晚，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乘火车抵达北平前门火车站。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平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工作，探求破解困难局面的良方。

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当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毛泽东保持着冷静头脑。第二天，他在香山双清别墅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文，指示各战略区野战军为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海上封锁“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在6月15日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提醒大家，要警惕帝国主义“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甚至侵扰中国的边境。

局势发展很快印证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预料。国民党军队战败撤出上海、退向台湾和舟山等沿海岛屿不久，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以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为基地，指挥军队开始对上海实施封锁。自6月23日起，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布雷并派军舰封锁，使外国轮船无法进入吴淞口，原来繁忙的进出口贸易完全中断。当时上海生产生活所需主要原料如棉花、小麦、燃油等大部分都来自进口，封锁使生产物资无法进入城区，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给新生的上海迅速恢复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

对于国民党封锁长江口，美国政府一方面向蒋介石表示“最友好的同情”，一方面又迫于盟国及国内舆论压力，照会广州国民党政府，宣布对于港口及其附近海域的封锁“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正如美国商会致国务院的长篇备忘录所认为的：国民党的最后抵抗是封锁中国的港口和空袭中国的城市，而这一行动成为可能，则是由于有美国提供的军舰、飞机、燃料、炸弹和弹药……美国难辞其咎。

面对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日趋严峻的局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到达北平。第二天，他先后向朱德、周恩来、陈云汇报各方面情况，并两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当前的困难非常关切。在与邓小平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的三个要点，即占领全国、“一边倒”和自力更生。他强调：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外交政策上，“一边倒”愈早行动愈有利，这样是主动地倒，免得将来被动地倒；内部政策上，要从自力更生打算，而且认真着手做，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

通过解决美蒋反动派封锁上海这一局部问题，毛泽东不仅表明了应对当时局势的原则立场，也道出了未来新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

军事上迅速解放全中国，是早已确定的既定目标，而且即将很快实现。根据三大战役结束后的形势，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而且夺取这个胜利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性质决定了“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尤其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之后，胜利局势更加明朗。

外交上的“一边倒”，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正式提出来的，这是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专门写的文章。“一边倒”，本是外界对中共与苏联良好交往关系的指责，毛泽东在予以批驳的同时，顺势鲜明表达了中共的立场：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于6月30日，即国民党封锁上海一周之时。毛泽东在这时明确提出“一边倒”，很大程度上是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紧接着，美国一改对国民党封锁长江口模棱两可的态度，明确予以支持，并纠集西方国家，很快摊出了通过“巴统”对共产党国家实行封锁和战略物资禁运的底牌。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与邓小平谈话中有预见性地强调，将“一边倒”尽早落实于行动上，以占据主动。

上述事实说明，“一边倒”的方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清醒判断和现实考虑做出的主动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用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一个锐利武器。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因为“一边倒”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毛泽东强调，内部政策上要自力更生，不是只喊喊口号，要认真着手去做。

在此基础上，7月1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华东工作及渡江与接收京沪杭情况的正式报告。会议决定，从全国范围内帮助解决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的问题，由陈云协助华东局，与华中等各大区财经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19日，邓小平写信给华东局陈毅等负责同志，通报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谈话情况，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从而坚定大家对打破帝国主义封锁、解决上海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信中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不久，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坐镇上海，反封锁斗争全面展开。政府大力协助工商业复工复业，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缺资金的给贷款，缺原料的给原料。私营永安纱厂有300多万斤棉花及1万纱锭的瑞士纺机在国外出产地运不进来，市长陈毅专门关照银行、铁路、贸易各部门千方百计通力协助，甚至派专门的车皮从香港拉运，终于将原棉和纺机全部运到上海。成品纱布因运不出去滞销，20支纱每件市价只有11万元（低于成本），政府就以12万元每件的价格收购。私营工商业者真正感受到国家的扶持。同时，开展整编节约运动，减少开支。陈毅首先身体力行，在国民党特务伺机刺杀他的紧张情况下，坚决削减警卫人员；带头在机关食堂改吃大灶，所有高级军政干部无一例外。7月，解放军省下20万石军粮，运往上海支援反封锁斗争，使上海各界群众深受鼓舞。

在党中央、毛泽东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的指导和部署下，全国大力支援，上海自力更生，终于扭转了严重困难局面。正如毛泽东所言，不论帝国主义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40年后，邓小平回顾这场封锁与打破封锁的斗争时也总结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